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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强 | 以读更多的书来发现一本好书
专栏
读书生活
在学术上，对我影响很大的书有很多，但要说哪一本书影响最大，那可真是难事。既有影响，那肯定都是我喜爱的书，真不想让它们有一个落选，但它们也不可能个个都上台领奖。选上十本八本书，在一篇短文中，声称每本书都是影响最大者之一，不仅文不宜得体，而且显得缺乏判断力与眼光。重要的不是选哪本书，而是选择的理由。好书都具有自己的个性与面貌；面对不同的人，它们会呈现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人面对同一本书时，读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蕴含。书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用与面貌。
对于职业读书的人而言，读书不再是个人随意休闲的行为，而是专业化、职业化的行为。简单地说，阅读表明了你所处在的工作状态，你必须把读到的东西转化为特定的产出：新的、你觉得是新的，至少看起来是新的书、论文或课程。在相当的程度上，你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按照某种结构线索大量吸收文字信息，包括各种难以计量的词语、人名、事件、概念、术语、古怪的理论、绝妙的表述、警策的格言，重要的信息还要知道它们的来源，然后加以别裁熔铸、拼装焊接，重新组织成一个新的文字奇观。在一个集体性的意识网络中，你是一个不断进行信息交换的节点。
人文学者的阅读由此成了一种严格限定的行为。他们已经很难享受那种随心所欲、自由散漫式的读书，那种不看作者与出版社拿起来就读的阅读是不可能的，能够让自己开心消遣的书变得极为有限。消遣性的阅读变得学术化、专业化，或者根本就没有消遣阅读。在高铁上读的很可能是波德里亚的《冷记忆》、罗兰·巴特尔的《恋人絮语》、本雅明的《单向街》，很休闲了。
专业化成了人文学者阅读的最重要的指标。有一段时间，我对书的评估就是看它能否在我的论文中有所征引。一本书如果能够被引用一次，我就满足了，书没有白买，没有白读，这是相当功利主义的态度。为了提高大脑对信息处理的敏锐性、创新力或者说学术持续的生产力，学者必须做好思维的基础建设，就像城市的发展一样，新的创新发展依赖于基础建设，人文学者必须阅读哲学的、理论性的著作。但这仍然是功利主义的态度，丝毫没有摆脱实用的法则。
人文学者需要随同自己，不辜负岁月，成为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人。生存感受更加敏锐，阅读与写作，介入人类整体性的经验之中。他不能仅仅意识到自我，而且必须在意识到人类整体的意义上意识到自我。主体性包含在了人的整体性之中，意识到个体的地位与意义。这意味着人文学者专业化阅读的本质在于“去专业化”，突破专业的分野，重新回到人的整体性当中。
一旦消遣性的读书变得专业化，那么专业化的阅读就会变得很像休闲。乔治·巴塔耶《色情》、波德里亚《论诱惑》、阿苏利（Olivier Assouly）《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仅看书名，你会觉得很有趣。是的，看到书的译名《当爱冲昏头》，你能确定柯依瑟尔与舒拉克（Harald Koisser,Eugen Maria Schulak）合著的不是一本小说？事实上阅读小说也不轻松，它成了人文学者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因为那是人类经验的宝库。你不一定能够经历很多，但可以阅读很多。当卡夫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不论你对《城堡》是否有兴趣，都需要阅读。否则在本雅明（1892—1940）、莫里斯·布朗肖（1907—2003）、罗杰·加洛蒂（1913—？）等人的许多现代论著中[1]，卡夫卡对你而言就只是一个没有感觉的名词。早年读卡夫卡的《城堡》，真不知道其中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你把那么一本根本不想再多读一行的书读完，沉闷、焦虑、压抑，还有惶恐。1980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选编）让我读到赵萝蕤翻译的T.S.艾略特《荒原》，尽管晦涩，但给人的感受是那样强烈。20世纪80年代南京甚至还举办过一次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展，艺术能在瞬间没有预感地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1980年8月26日，我在书店买了一本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竟然是40年前的事情了……其中的图版虽然现在根本无法接受，但有限的视觉经验已经与波德莱尔（1821—1867）、保尔·瓦雷里（1871—1945）、卡夫卡（1883—1924）、艾略特（1888—1965）、威廉·福克纳（1897—1962）、加缪（1913—1960）、罗伯格里耶（1922—2008）的作品汇聚到一起，形成一股潮流，给一个年轻人带来了非常真切尽管多少还是想象性的现代性体验。20世纪80年代，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性，整个社会也非常传统，但我已经从那些文字图片中感受到，后来又一一亲历体验到深刻的变化。这种阅读无意之间使我后来专注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获得了某种现实性的思想基础。古典研究原本所具有的传统基础、传统文化环境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荡然，它需要建立新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已不可能单纯从古典文本的推演而来，传统共同体社会正在转变为个体的、流动性的社会，社会现实与思想基础都不可能是线性的自然延伸，它形成了某种断层。古典的文学、历史、思想的学习与研究本身不可能直接为身处现代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提供落地的思想基础。它需要一个现代转换。只有对我们的现代社会有一个真切的理解才可能为古典研究、传统继承提供活性的、生长性的基础。越是扎根于现代，才越能理解古典。
我开始关注文学艺术之外的其他东西。了解社会的构成、运作机制以及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孟德斯鸠、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的著作以及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等，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社会、政治的最基本概念，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齐格蒙特·鲍曼等人的著作则提供许多具体的分析。进入现代以后，科学就成为现代思想最基本的底色，所有的思考都会置于这样的底色之上，不意识到这样的底色，我们的言论，诸如要用自己的人格生命来担保自己论断的确定性，实际上就会显得极其刺眼而不协调。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卡西勒（卡西尔）《启蒙哲学》、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1993年5月17日从上海译文出版社邮购所得，269页的书，单价5.5元）一系列著作使我对知识、科学有所认识，比如，知识始于问题，而好的理论是能够导致新的问题等。波普尔破除了我头脑中不少教条的同时，又告诉我教条是有用的，这让我非常震惊。他教会我们看问题的一种新眼光。他的《自述》一开头就说在20岁时，他跟着细木工老师傅当学徒，他从木工活当中还学到了除木工活之外的许多东西，他甚至“决定当一个体力劳动者”。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为他的姐姐设计建造了一座房屋。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曾经开过出租车。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显得太“文”了。
人文阅读的专业本质在于“去专业化”，这意味着上述的这些阅读，涉及人文学者形成自己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时，不必用过分专业的方式去读。但如果缺乏自身的专业领域，那么“去专业化”又不存在了。人文学者必须拥有自己的专业，有学习、研究、思考上一个精确的点。读更多的书，是想让一本书能对你产生更大的影响。由于工作需要，我转向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第一个课题是嵇康研究。
首先需要找寻资料，这得依赖于图书馆，还有师友的帮忙。戴明扬（1902—1953）的《嵇康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已经过去50年，很难找到。在孙原靖老师、路成文兄的帮助下，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借得一册复印，才算是得到了这本书。戴明扬的校注本后来到了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了新版，虽然出来得晚了，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一部。现在的研究者找资料总是越来越便捷。收罗材料，逛书店也是一条重要的路径。当时得空就去书店翻书，一方面可以挑些自己想要购买的书；另一方面也了解各种图书信息。那时买书完全靠工资，而工资不高，去书店也是逛得多，买得少。
20世纪80年代，书出得还比较少，遇到好书都是不管用得上用不上，先买了再说。当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刚出来不久，其中橘红色的哲学书几乎每一本都买了，爱不释手。后来书出版得越来越多，只能挑选后再购买了。有时直觉会帮上忙，在你不知道这本书究竟有多大作用的时候买了这本书，而后来果然派上了很大的用处，也可以说是碰上了运气。在书店里看到根据朝鲜活字本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时，只是觉得这部书可以买，但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用上。后来做博士论文“王安石诗歌研究”，这本书成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实在是没想到，这部书只印了1000册，在图书馆很不好找。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很早就在书店里看到了，书是人民出版社20世纪50年代初版，改革开放后重印多次。名家著作一看就是用得上的好书，但全书五卷六大册，价格对于我当时来说不算便宜，纠结很多次也没狠下心来买。每次去书店，都是把书从架上取下来摩挲一番。书生就是买书时会无尽纠结的人。现在买书没了纠结，但距离书生好像越来越远了。
实用是解决纠结的决定性力量。我转向中国思想史研究，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必须得买；做嵇康研究，第三卷是专论魏晋南北朝，成了我重点参考的内容。其中讨论清谈玄学，特别是从社会经济以及阶级根源方面来考察，自有其深刻之处。又专门有“嵇康的心声二元论及其社会思想、逻辑思想”一章，嵇康心声二元，就是声无哀乐论，加上他的社会思想以及逻辑思想，这三点准确地概括了嵇康对于思想史贡献最重要的三方面。此章第一节是“嵇康在文献学上的身世消息及其著述考辨”，数百万字的通史，竟然是用了专门一节对嵇康生平著述进行文献学上的考辨，可见老辈学人非常重视文献及其考辨的功夫，有关材料收罗殆尽，不光是分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细读了《嵇康集》数遍，《通史》中关于嵇康的《太师箴》的分析引起了我的注意。《通史》中认为《太师箴》是讽刺司马氏的“僭妄凶残”，里面“全是骂司马氏的话”。但我读《太师箴》，感觉文章的主旨应该不是这样。学界似乎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倾向，非把思想家视为当时执政统治的公开反抗者、叛逆者。仿佛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其思想的进步性、革命性。曹魏时期司马氏是合法执政，嵇康即使不满也完全可以沉默，为什么要冒死作文，直接斥责司马氏，这不合常理。但我也没有办法去问作者，他写这篇文章究竟是什么用意。
很快我注意到这是用中国古代比较特殊的文体“箴”写成的。于是，我把自上古到嵇康以及嵇康之后的箴辞全部收罗起来，排列起来考虑。这一排列，意思全部清楚了。
上古时代，有“官箴王阙”的传统，即百官从官员自身职位的情况出发，写作箴文，指出周王的过失，提出相应的劝告。虞人掌田猎，所作箴辞称之为《虞人之箴》，即《虞箴》。箴辞写成之后，“工诵箴谏”，乐工常在君侧，当是以特殊的语调诵读箴谏之作，以警示君主，这应该是当时制度常规。这一特殊的起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箴辞的主题方向，也就是说，随后的官箴写作仍然遵循“官箴王阙”的传统，即箴辞是针对君王，而不是针对官员自身。汉代扬雄好古，模仿《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后世作者受到扬雄《二十五官箴》的影响，相继增补续作，有意补全编定《百官箴》，恢复周代“官箴王阙”的传统。曹魏短祚，几乎没有箴辞作品留传下来，但当时人们对于箴辞是规劝君主的文体这一点十分清楚，《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孙权“报陆逊书”中就有“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就是在这样的文体背景下，嵇康撰写了《太师箴》。甚至在嵇康之后，西晋的箴文仍然是以“官箴王阙”为己任，遵循《百官箴》的传统。也就是说，直到嵇康稍后的年代，所有的官箴都是官员以本官的口吻劝诫天子的，文体的具体套语格式也体现了这点，所以嵇康《太师箴》只是他代拟太师对天子的告诫，而不可能是讽刺享有太师地位的司马氏。
《太师箴》的主旨问题，我觉得我是解决了。这一段写到我的《嵇康评传》中，只是一章一节当中的一小节，我还是很开心。整本书中，靠实证手段解决问题的地方也仅一两处，《太师箴》可以算一个，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考证。我把这一小节的内容进一步扩充，写成了《一个文本的文体史与思想史解读——嵇康〈太师箴〉研究》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丛刊》第10卷第1期上。2007年7月，我应邀参加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事前我提交了一篇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到了会上，就准备汇报这篇论文。但就我个人资历学养，学科建设只能是泛泛而谈。我想到了《太师箴》，觉得可以谈谈我的一个小小的推进，这要比泛论学科建设更具体、更有内容。但侯外庐、张岂之先生都曾任西北大学校长，西北大学是他们的“老根据地”，他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全国享有盛誉，而这次思想史会议本身就是张岂之先生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我参加会议也是他们盛情邀请，我却要在会上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中一个值得商榷的小问题。我纠结了一个晚上。要讲点实质性内容，就讲对《太师箴》的研究，但这是在会议邀请方的地盘来商榷。张岂之先生当时整80岁，德高望重；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
会议安排了我在一个下午发言，会场有一百多人。我的发言有很长一段铺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是全国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镇，当时刚刚出版的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九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为我们的思想史研究确立了示范，开辟了新的研究模式与路径。我们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与张岂之先生的研究所有很多很好的合作，我个人更愿意做一些学术上的拾遗补阙的工作。”
张岂之先生精神很好，就坐在会场的第一排，我时不时看看张先生，很是紧张。我的铺垫很长，心想铺垫长一点，不至于让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老师觉得突兀。我再次强调我所做的一点小的更正只是拾遗补阙上的事情。紧接着，我讲述了一系列文体史上的证据以及文体套语格式等，证明嵇康只是代拟太师之作劝告天子，而不是讥讽太师司马氏。张岂之先生坐在那里听着，从容淡定。终于结束了我的发言，会议中场休息时，几个老师都围过来，聊着我那个议题。我记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大援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姜广辉教授等都在场，大家都肯定我的结论。会议结束时，在电梯口遇到张岂之先生，他说：“讲得很好。”我放心了，内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张岂之先生清癯，精神矍铄，作为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更具有宏大、高瞻远瞩的气魄。80岁时演讲两小时，丝毫不倦，思路清晰。此前有一次，我当时所在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会议刚结束，张先生就被邀请到另一个会议上，住在金陵饭店。我因为开会晚上回家晚，便与妻子接上孩子就在新街口找了家西北面食店吃饭，刚进门，就遇到张先生，他一下子就叫出我的名字，我非常惊喜，惊叹张先生竟然记住了我，真是非常荣幸。那时，我与张先生还没有见过几次面，但他记住了我。他很亲切地与我招呼，说住在金陵饭店，不想在那里吃晚饭，只想喝点粥，正巧找到了旁边这家西北面馆。
我现在转到艺术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与西北大学做思想史的同仁联系少了，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怀念那一段学术交往。要说对我的研究工作影响之大，那么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当是首屈一指，这部书不仅给了我很多启发，奠定了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大致框架与线索，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的一个实证性工作，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注释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1期。